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肆虐，不但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规律，同时也打乱了社会发展的秩序。当疫情初步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渐趋步入正轨的时候，我们既要对疫情发生以来的种种过往进行反思，同时也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一、制度显著优势进一步凸显“制度自信”

　　应该说，自人类社会以来，疫情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消灭过。翻开中外史册，不同地区和国家，几乎年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疫情发生，但控制疫情措施有时是积极的，有时也是消极的。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制度优势充分显示出了巨大威力。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指出的那样，“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国内有些学者经常羡慕西方国家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如果在“大社会、小政府”模式的国家发生这样的疫情，其很难做到像我们这样的种种控制措施，尤其是“展现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虽然十多亿人民自觉隔离在家，但生活秩序井井有条，生活物资充足丰富，人们的生活状态基本没有改变。

　　制度优势是“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对于一种制度，我们怎么才能实现从自发认知到自觉认知，再到融为价值观的认知，就在于这种制度的优势与劣势的对比。面对疫情，我们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的生活在有序状态下进行，那自然对我们的制度就产生了自信，因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障我们的社会正常运行，才能保障我们的生活有序开展，才能保障我们每个人心理上的安全。

　　人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其认知的是现实，不论政治学家、哲学家“怎样设想自己能够提出什么样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关键就在于现实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疫情发生时，我们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而当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复产复工便开始了同步进行。我们经常说“制度自信”，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我们的制度自信有些不坚定或者说自信力不足的话，那通过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抗疫战争的整体部署，其“制度自信”力肯定会大大加强，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的强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格乃至优秀通过了检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正如这次抗击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和谐，表明当前我们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与不断发展的党和国家事业相比、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比，仍有一些亟须破除的体制机制弊端。这些表现出来的问题就给我们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把坚定制度自信与推进改革创新统一起来，这样我们的制度优势才能得到更加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自信”也才能更加坚定。

　　众所周知，“制度自信”最终要通过实践得到认同，没有实践，只有论述说理，总是显得有些单薄，而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就实实在在证实了制度的优势，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不坚信我们的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优势，有了实践，有了自信，我们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靠的是什么，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由这一制度所产生的强大社会效能。

二、政府协助提振“市场信心”

　　无论任何国家和地区，当重大疫情发生以后，市场肯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这种失灵，当市场自身已无力自我调节的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协助，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必须要得到凸显，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政府的作用怎么发挥，一是正常社会环境下的指导性发挥，二是非正常环境下的适当干预性发挥，当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复工复产的及时推进以及市场的有序运行，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的适当协助下才能顺利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保持产业链总体稳定。”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而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组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助，有了政府的服务与支持，失灵的市场才会逐步回归正常的轨道。事实证明，也正是有了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加大了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很多地区的企业复工复产已有序进行。不论是财政部给予的税费优惠、央行给予的金融支持、交通部出台的交通配合，还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出台的扶持政策，都充分显示了政府对重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必答题，因为复工复产是恢复“市场信心”的关键，但这一关键步骤的实现需要政府的支持。从中央层面看，制定了科学的复工复产方案，如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有序推动错峰返程返岗，对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实现立即复工复产，对重大项目实现及时返岗、尽早开工，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允许不开工，对疫情高发地区和非紧迫岗位可适当延期返程。从地方层面看，各地政府根据本区域的具体情况，划分为若干等级区，不同等级区采取不同的复工复产措施，同时为了严防疫情，一些省份采取包车甚至包机接回工人复工，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政府的价值和能力。相反，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市场的恢复只能是等待，那市场的信心也就很可能在等待中消失殆尽。现在政府通过各种强有力手段保障和帮助市场恢复信心，这就充分显现了制度优势和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

　　疫情防控关乎安全和生命，复工复产关乎生计，二者是一对共生体，都不能放松，都必须“硬起来”。关键是如何协调好彼此的关系，这就考验着我们政府的能力。应该说，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日趋完善和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渐明显，但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仍然要坚持利用辩证思维，既不能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否定政府的作用，更不能用政府的作用否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面对这次疫情的影响，我们做出的一系列复工复产决策和部署，不是一刀切，而是有着科学的规划和安排，统筹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并且多措并举，确保各个层面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这样的部署不但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展示了政府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同时也为世界其它国家贡献了特殊时期经济社会恢复运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彰显“社会能力”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应急管理作为一种非常管理，是政府应急管理的职能与机构之和，是一种社会能力的体现，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出现，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具备完善的现代化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当前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前进道路上肯定会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这种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来自内部，但无论来自何方，如果拥有健全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就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被动程度。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如此蔓延，就在于发生初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缺位，如果相关部门具有较强的应急社会能力，能够及时启动应急管理预案，及时抓住时机，尽早阻断疫情，那今天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我们知道，相对于常规管理的政府工作而言，应急管理是针对紧急状态而进行的紧急行动，并由此形成的应急形态的政府管理，应急管理不能孤立进行，而是要在着眼理顺行政体制、特别是应急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与整个政府管理工作实现有效对接，以突出综合性应急管理职能部门的正规化建设，这种建设实际上就不断考验着我们的“社会能力”。

　　应急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复工复产过程中，其保障作用更是极为重要，因为应急能力实际上彰显了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一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应对突发事件上，社会能力强，那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力量也就强，而这种社会能力的强弱主要受制于应急管理能力的程度。

　　目前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领域中，我们都需要应急管理力量和方案的应对，因为毕竟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是一对并生存在，在这二者共存的状态下，面临复工复产，应急管理更应抓好源头治理，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迅速组织和调动资源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乃至不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所以如何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也就成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重要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当然，也必须承认，面对这次疫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部分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认知，也可以说叫文化模式。因为面对一种传染疾病，人们的反应会呈现出各种模式，不同群体对采取预防措施的自愿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在疫情面前，应急管理部门首先需要的就是求同存异，当疫情过后，对人们的各种不同反应再进行针对性疏导，并及时总结由于疫情导致的新的文化认知的状态，从而为以后的应急事件积累经验和材料，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