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欧阳坚

　　南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梁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处处闪耀着群众领袖的革命风范、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南梁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爱戴和敬仰的群众领袖，南梁精神中闪烁着他们智慧的光芒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在创建和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逐渐培育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南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梁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处处闪耀着群众领袖的革命风范、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

　　群众领袖是“面向群众”的模范

　　面向群众是南梁精神的根基，也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坚持一心为民、执政为民，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陕甘边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根本宗旨。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精神根基。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作为陕甘红军和南梁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他们从来不以党组织领导、部队首长和政府主席自居，始终把自己看成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的普通一员。群众和战士看见他们如同见到亲人，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老刘”“老谢”“仲勋”。根据地每个农户都是他们活动的落脚点。习仲勋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斗争中“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被当地群众称为“谢晴天”的谢子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牺牲前还心系着人民群众，他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指挥红军部队取得慕家塬战斗的胜利后，连夜制定和部署红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直到凌晨才和衣而眠，但在这时有两个老乡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部队要见刘志丹，正好碰到张达志。张达志对他们解释说：“刘志丹工作了一整夜，刚刚和衣睡下。”两个老乡急忙向张达志说：“我们不惊动，就在窗孔里瞅一瞅也行。”这时刘志丹从屋里走了出来，张达志上前报告说有两个老乡要见他。刘志丹对两个老乡说：“我就是刘志丹，老乡有什么事？”两个老乡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激动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就是想见见您，您就是我们的老刘啊！”仅从这几个小事例中，就可以看出群众领袖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呈现出群众领袖的人格魅力。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前途和基础，是南梁精神中最鲜明的特色。毛泽东到达陕甘根据地后，非常赞赏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他对刘志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并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群众领袖是“坚守信念”的楷模

　　坚守信念是南梁精神的核心，也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灵魂。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各种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带领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奋战，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发展成为幅员广大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在陕甘地区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面对屡次挫折和失败，他们毫不气馁，斗志更加坚定，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凭借着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在经过创建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把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高潮。在斗争过程中，尽管他们屡经挫折和失败，并且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排挤打击、被降职撤职，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面临着被枪毙、活埋的危险情况下，仍然坚守信念，不惧失败挫折、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愈战愈勇。刘志丹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就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习仲勋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革命的勇气，不管多么辛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1932年9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失利，谢子长率部队退居到人烟稀少的梢山中，由于敌军围剿和封锁，部队处境困难，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谢子长鼓励大家说：“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发起来，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时候，刘志丹深切地鼓励干部战士说：“月亮都有时圆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这种百折不回、坚守革命最终会走向胜利的信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德满怀深情地评价：“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经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这是对陕甘边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

　　群众领袖是“顾全大局”的典范

　　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南梁精神中顾全大局的典范。在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而且具有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不为一己之私而牺牲革命利益。虽然他们在错误“肃反”中一度遭受冤屈，但是他们忍辱负重，严于律己，襟怀坦荡，能够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党内存在的一些分歧，尽一切努力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红军部队的团结，真正做到了“相忍为党”。

　　1932年2月，由于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部队整顿问题上意见分歧，发生了第1支队缴第2支队枪的“左”的错误，在危险时刻，刘志丹说：“2支队的把枪交给1支队，不要反抗！”他的冷静处理使事态未恶化，保存了革命力量。1935年2月，陕甘边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却无端指责南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主义”等错误。面对一大堆批评指责，为不影响团结、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没有展开任何讨论和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而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同时，为支援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开展反“围剿”斗争，南梁根据地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抽调部分武器、经费，并派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支援陕北开展反“围剿”斗争。1935年9月，“肃反”开始时，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予以逮捕。习仲勋对此也进行了抵制，并不顾自己可能随时遭到逮捕的危险，坚守岗位。当时有同志提醒他暂时离开去躲一躲，习仲勋坚定地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刘志丹在“肃反”中被关押，由于刘志丹在根据地红军和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根据地300多名红军和群众聚集到瓦窑堡，要求见一见自己的“老刘”。迫于民意，那些“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得不把关押中的刘志丹放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刘志丹向关心自己的干部群众挥挥手说：“同志们，我一切都好，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用战斗的胜利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内部的事情，不要着急，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决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志丹在“肃反”关押中被党中央营救获释后，从容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并告诫那些蒙受冤屈的同志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劝大家把过去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解决好的。正是靠着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南梁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所在。

　　群众领袖是“求实开拓”的杰出代表

　　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根本保证。他们始终坚持真理，勇于担当，不断创新，坚持把党的革命理论同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条件决定政策，独立处理重大革命问题，对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南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和发展的，这需要高超的智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建立革命武装上，针对陕甘边地区国民党军阀武装、地方民团武装、土匪绿林武装等较多的实际，创造性地实施了“三色”建军策略，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武装。刘志丹说：“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存在”。习仲勋说：“‘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为此，他们确立了“狡兔三窟”的发展战略，成功地探索出了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陕甘模式”。

　　敢于担当，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南梁精神中求实开拓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彰显出作为群众领袖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使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